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國家下一個階段的目標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實現高品質發展”。從世界經濟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還是成功實現高品質發展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後發國家，抑或是那些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技術升級和由此而產生的產業升級是一個國家實現高品質發展的關鍵與核心。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如果無法實現技術的升級，就很難實現高品質的經濟發展。這就表明，我們不僅要達到“8—10”的技術進步，更需要從應用性技術轉型成為“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
近年來，筆者及其研究團隊一直在思考中國如何實現高品質發展，提升為發達經濟體。通過對包括歐美國家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內的發達經濟體，以及包括拉美和亞洲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提煉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中等技術陷阱”。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面臨發展問題經濟體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如果要實現高品質發展，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簡單而言，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準可以借助從發達經濟體擴散而來的技術而實現，但很難通過單純的技術擴散來實現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到發達經濟體的跨越。也就是說，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複製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一方面需要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從技術刻度的“4—7”或更低水準不斷向“8以上”的水準邁進。
什麼是“中等技術陷阱”
這裡所說的“中等技術”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就內部來說，在任何一個國家，技術總是在變化和進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種技術的反覆運算與進步，也可以是新技術的出現；就外部而言，“中等技術”指的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或者國家群體的技術水準比較。例如，就製造業來說，美國處在第一梯隊，歐洲和日本處於第二梯隊，而中國處於第三梯隊。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外部而言的含義更具有意義，因為一個國家的技術水準基本上決定了該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水準。本文指的是針對外部的情形。
一般地看，一個國家陷入“中等技術陷阱”會發生在如下5種情形中。
發展中國家憑藉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但長期看，由於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意味著，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本土的企業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現有技術領域的技術水準提升，同時又不能成功地從應用性技術轉型為原創性技術，那麼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其本質都是開放，即科學技術只有在開放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發展。經驗地看，科技思想必須比較自由地傳播，應用技術在互相開放的競爭狀態中才能得到改進。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很好地為其國內科研領域研究人員創造自由的思想空間，或者不能保持對外開放，這些都將導致其技術水準無法得到可持續地提高。
發展中國家科技人才流失也是其無法克服“中等技術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許多發展中國家自身培養的科技人才本來就有限，而這些人才由於工作機會、經濟待遇和生活品質等原因，常常被發達經濟體專業的移民政策所吸引，導致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大大制約了其發展的步伐。
因為發達國家處於科技的前沿，發展中國家處於趕超位置，一旦當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其科技構成競爭壓力的時候，發達國家就會對那些即將趕超自己的國家進行打壓，阻礙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
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當國家間進行地緣政治競爭時，發達國家往往對趕超國家實行科技封鎖，甚至“脫鉤”，從而有效阻礙趕超國家的科技進步。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涉及各環節協調發展
儘管“中等技術陷阱”的核心是技術本身，但是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技術發明、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性技術、企業、市場、政府等各個環節。這些環節必須配合協調、共同發展，否則很難實現跨越。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經濟體成功了，而另一些經濟體則失敗了。
發達經濟體的成功發展經驗
歐美發達經濟體本身的發展經驗正說明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近代以來，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先在歐洲和北美國家擴散，然後再擴散到世界各地。較之英國，德國是後發展國家，因此政府必須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較之英國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德國就產生了“國民經濟體系”的概念，而英國則沒有。同理，較之英國，美國也是後發展國家。因此，在美國建國初期，包括漢密爾頓在內的一些政治家踐行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保護民族工業，等民族工業成長起來之後，再實行全面開放政策。
東亞幾個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也說明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東亞，日本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就技術而言，日本主要學習的對象是位於發達國家行列的德國和美國。日本之後是“亞洲四小龍”包養。日本經濟學家曾經提出了一個“雁行模式”的概念，即日本是“領頭雁”，“亞洲四小龍”跟隨。換句話說，“亞洲四小龍”早期發展依靠的是從日本擴散而來的技術。儘管“雁行模式”有誇大日本角色的成分，但對技術擴散在一個經濟體早期發展中作用的描述是正確的。實際上，“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新加坡就是以日本為目標加以趕超的。不過，在中國崛起之後，“雁行模式”就很難適用了，因為很顯然，中國的崛起並非是對日本技術或者“亞洲四小龍”技術的應用。在技術領域，日本一直擔憂作為鄰居的中國的崛起，因此對技術出口中國一直持非常保守的態度。中國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大量應用來自世界各地的技術，並在此基礎之上進行改進和創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擁有最完整的產業鏈。儘管中國還處於中等技術水準，但與過去的技術水準比較，中國技術水準的提升是整體性的。
中國發展得益於技術升級轉移
必須承認，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大量應用了起源于發達經濟體的技術。美國這些年來一直污蔑中國，說中國的發展是“偷”了美國的技術。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的觀點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而不是從技術本身發展的邏輯出發的。中國的確是大量應用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技術，但這也有效幫助了美國和西方國家本身的技術升級。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技術的應用轉化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技術需要轉化成產品，在市場上出售之後得到回報，否則很難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一個國家需要把老一代的技術轉移到另外的國家，得到足夠的回報，才能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這些年，美西方國家把大量的老一代技術轉移到中國，得到豐厚的回報，實現國內技術的不斷升級。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在成為最大的西方技術應用市場的同時，本身也從這種技術轉移過程中得到了發展。
中國仍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下游
這個事實也要求我們對中國所處的技術水準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被視為是“世界製造工廠”，“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享譽全球。但必須意識到，“中國製造”和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製造”“德國製造”“日本製造”等已經有了全然不同的含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達國家製造的大都是整產品，而“中國製造”實際上是“中國組裝”。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超級全球化”導致了包括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內的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形成了今天人們所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今天，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包攬所有技術的整個產業鏈和供應鏈，一個國家只能佔據一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其中一個部分，並且努力往上爬，形成價值鏈競爭。大體上說，中國在這一波全球化中佔據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下端。
這一過程至少說明了兩點：技術的擴散是雙贏的，輸出國和輸入國都能夠從中受益；原創性技術是等不來的，需要依靠自己創造。美西方國家從來沒有，也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輸出到中國。最發達的國家，無論是資本還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國家掌握最先進的技術，因此一旦出現競爭者，往往實行打壓政策。這裡既有內部打壓也有外部打壓或封鎖。美國打壓日本、德國和法國就是典型的內部打壓的例子。儘管這些國家都屬於西方陣營，並且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照樣無情打壓。美國在美蘇冷戰期間對當時蘇聯的政策便是外部打壓和封鎖的典型例子。
中國的技術升級面臨重大挑戰
從技術升級這個角度看，中國今天要實現高品質發展面臨著重大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一點類似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即西方市場基本上是向我們開放的。也就是說，中國的技術現代化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這兩者互相依賴、互相促進和強化。但今天的情況則很不一樣了。從前是全球化，現在則是“逆全球化”。儘管美國也打壓日本，但日本不僅是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更是美國安全體系的一部分，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是有限的。“亞洲四小龍”因為其體量小，很難對美國構成任何挑戰，更不用說威脅了，因此也未受到打壓。對美國來說，來自今天中國的競爭根本不是同一個性質的。美國此前對日本、德國和法國的技術打壓，可稱為“體制內打壓”；而美國對冷戰期間的蘇聯和今天中國的技術打壓，可稱為“體制外打壓”。不難理解，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是全面的，如同對蘇聯的打壓；但因為中國和蘇聯不同，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又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不僅對他們的經濟競爭力構成了挑戰，更是對他們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挑戰。因此，近年來，美國一直對中國高科技領域採取系統“脫鉤”和“卡脖子”的做法。最近成立的所謂“晶片聯盟”也是手段之一。因為中國經濟的韌性，美國對付中國沒能像對付蘇聯那樣快速有效，因此今天的美國政界對華處於一種集體恐慌之中。美國全方位地阻礙中國技術進步的意圖明確，手段也極其多樣化。
對中國來說，要回答的問題是：美國行政當局和對華不友好甚至敵視力量採取的種種做法，是否會把中國固化在當前的中等技術水準呢？中國又如何破解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技術圍堵呢？中國如何實現從應用性技術到原創性技術的轉型呢？中國如何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技術升級，從目前“4—7”的水準，提升到“8或以上”水準呢？這些是我國今後相當長時間裡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國科學家和政策研究工作者都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無論如何，從當前國際形勢的事實來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既是我國必須面臨的挑戰和必須克服的困難，也是我國實現高品質發展、把自身提升為發達經濟體的關鍵。技術領域是一個可以加以精准描述和檢驗的領域，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在更開放的情況下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創新
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在宏觀層面，開放政策是關鍵。要對近年來所強調的“新型舉國體制”作科學理解，繼續實行開放政策，並且越來越開放。
美西方國家歷來重視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來，所有強大的國家都實行了舉國體制。在西方，儘管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由資本主導，但一戰、二戰期間的戰爭動員，也促成了西方國家演變成為舉國體制。美國更是如此。二戰之後，隨著“布希報告”（即《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出臺，美國政府用“國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預技術進步的領域和方法，即對技術和衛生進行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有組織地研發和轉包養化。無論是技術還是衛生，都和戰場上的勝負有關，技術是用來針對敵人的，衛生是用來保障士兵的生命的。今天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更是舉國體制。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公開喊出要用“全政府”和“全社會”的方法來對付中國。拜登政府以來，儘管美國沒有再用這樣的概念，但對中國的打壓方法不僅沒有變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更開放的情境下實行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
面對今天美國對我國的“卡脖子”和系統“脫鉤”，中國無疑必須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回應。但是，我國強調的是新型舉國體制，它絕對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而是把大門敞開，在更開放的情境下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創新。
如果人們把近代以來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就比較容易理解中國的處境。今天世界思想市場上一些人在談論“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的概念，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也有人說“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儘管這只是一種預測，並無很多經驗證據，但這種觀點也在開始影響科技領域。在科技領域，也有人在提問，中國是不是可以構建一個獨立於西方科技之外的科技體系？
經驗地看，這樣的思維方法不僅是不符合歷史經驗的幻想，更是非常危險的。世界的科技只能有“一座山”，如果離開了“這座山”，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再去構建“另一座山”。世界科技的“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國家共同造就的，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臘以來的科技，都是對“這座山”的貢獻。只不過，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所以近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霸佔著“這座山”。二戰前，歐洲國家霸佔著“這座山”，到了二戰以後，轉變為由美國霸佔著“這座山”。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主動結束了以前的相對孤立狀態，而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成美西方國家接受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就是說，中國進入了世界科技“這座山”，並通過幾十年的虛心學習和努力發展，在“這座山”上持續往上爬，對處於“山頂上”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構成了競爭能力。這就是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所說的“中國威脅論”的原因。
今天，美國“卡脖子”的做法就表明美國不再允許中國繼續在“這座山”往上爬了，而系統“脫鉤”則更嚴重，表明美國意圖把中國趕下“這座山”。中國不能上美國人的當，意氣用事，自己封閉起來而離開“這座山”，而是應當告訴美國，雖然美國現在霸佔著“這座山”，但“這座山”既有美國的科技貢獻，也有中國的科技貢獻，它既是美國的，也是中國的。中國未來的選擇不是離開“這座山”，而是要繼續待在“這座山”裡，為“這座山”增加更多的貢獻。總有一天，不僅中國離不開“這座山”，“這座山”更離不開中國。
中國今天提倡新型舉國體制，就需要在開放的狀態下進行科技創新，繼續為世界科技“這座山”貢獻中國的力量。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無論是中國“閉關鎖國”的歷史經驗還是蘇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的歷史經驗都表明，不管一個國家以前的科技多麼先進和發達，只要選擇了封閉，就一定會變得落後。
根據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等人的研究，中國的宋代科技處於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裡指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3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1種是在學術方面，第2種是在戰事方面，第3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1]。後來馬克思承襲了培根的說法，提到：“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2]。但因為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先是失去了一個航海時代，繼而又失去了一個由此引發的工業化時代。
在更開放的政策中謀求“創新經濟”
因此，中國必須接受深刻的歷史教訓，不能幻想自己可以離開當今世界的科技系統，去再造“另一座山”。面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國需要更大的開放政策，甚至是單邊開放政策。即使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技術封閉政策，我國也需要繼續向他們開放。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恐懼中國的科技崛起，對中國實行全面打壓政策。但從長遠看，他們不會成功，因為他們踐行的是政治邏輯，而非資本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就西方本身發展經驗而言，導致西方發展的並非政治邏輯，而是資本、技術和市場。近代以來，發生在西方的幾波全球化就是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衝破政治所設立的邊界，而形成的國際市場。對中國而言，面對美西方國家的政治打壓，必須用資本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來回應之。那麼，一個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自從工業化發生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持續創新的過程，被稱為“創新經濟”。儘管創新涵蓋制度和技術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術創新。一種新技術的誕生不僅催生新的產業，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創新。新技術的產生對現存社會往往是毀滅性的——新技術所產生的新經濟利益打擊舊的經濟既得利益，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迫使現存制度體系進行改革。因此，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個過程稱為“創造性毀滅”。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必須具備的條件包養網比較
從前面的討論中可包養網 花園以概括地說，一個國家要突破“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3個條件：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財政的支持。這3個條件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一旦缺失任何一個條件，那麼技術創新不僅很難進入一個良性迴圈、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上戛然而止。正是因為這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在西方，人們把技術創新過程稱為“國家、市場和金融”三者之間的一場持續“遊戲”。也就是說，國家通過財政負責基礎研究，市場負責應用技術，而金融負責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在經驗層面，的確如此。
基礎研究。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基礎研究一般由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歷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研活動大體上屬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不是資本驅動的，其活動也不是資本密集型的，而是始於對重大科學問題的使命感或好奇心。因此，各國政府為那些大學教授和研究機構的學者提供一份體面的工資和居住環境，保證他們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尤其是國際交流自由。在西方，這類教授和學者往往自稱為或者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但這裡的“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是反政府，而是不需要政府過多的干預，因為科學家們認為，科技有其自身的邏輯。不過，二戰以來，政府在科研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例如設立基礎研究基金，建設基礎研究所需要的實驗室。這方面，美國表現得尤其充分。
應用技術。應用技術和基礎研究不同，歷史地看很多技術並非來自基礎研究的轉化。早先的很多技術來自工匠的發現。二戰以後，越來越多的應用技術來自對基礎研究的轉化。應用技術的轉化往往是資本或者商業驅動的，也是資本密集型的。正是因為需要大量的資本，而且充滿風險，應用技術往往由企業來承擔，或者由國家支持的企業來承擔，如蘇聯和中國的國有企業，或者日本和韓國的企業財團。發達國家許多工業實驗室的直接目標就是應用技術轉化。
金融支持。金融支持同樣重要，並且越來越重要。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援，沒有金融支持，這兩者都難以為繼。美西方國家的基礎研究一般由政府和民間支持。歐洲的諸多大學都是政府支持的，但支持美國大學的既有來自民間的力量，也有來自政府的力量，在很多情況下來自民間的力量更為重要。美國大量的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由民間資本支持。因為民間資本的“逐利”性質，美國產學研一體化遠比歐洲做得好。應用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需大量投入，且有巨大風險，因此傳統金融體系很難滿足其需要。在美國，這一需要主要由風投體系承擔。其實，風投體系是美國應用技術市場的主角，沒有風投體系很難想像美國科技的進步。歐洲國家的風投體系儘管沒有像美國那樣發達，但因為屬於西方市場，可以獲得美國風投的支持。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也有類似性質，但因為其屬於西方市場，所以可從西方獲得風投。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需要進行的改革
從這3個條件來看，在體制和政策層面，中國需要做一系列的改革。這當然並不是說，中國需要複製西方成功的經驗。西方成功的經驗可以學，但很難複製。中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滿足這些條件。如果不能取得與發達經濟體當初完全一樣的條件，那麼就要找到替代方案，用自己的方式來滿足這些替代性條件。
基礎研究方面
區分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
因為很多應用技術來自基礎研究，所以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緊密關聯，很難區分開來。但是，如果沒有把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區分開來，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財物都會投在應用技術。道理很簡單，因為應用技術是“形而下”，可以轉化成為實際利益，而基礎研究則表現為“形而上”，和實際利益相去甚遠。但現實的情況是，現在還沒有明確地界定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有些國家科研指引裡面所界定的“基礎研究”還是屬於應用技術，國家的投入還是集中在應用技術而非基礎研究。科技共同體需要對兩者做更加科學的區分。
確立基礎研究主體
界定了基礎研究之後，要確立大學和科研機構等戰略科技力量作為基礎研究的主體。基礎研究並非資本密集型，但必須保障科研工作者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空間去追求他們的科研興趣。行政的干預必須儘量減少，更不能用行政邏輯替代科研邏輯。此外，國家還需説明建立基礎研究所需要的實驗室，提供所需要的實驗設備。這些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必須是開放式的，以避免各個大學和科研機構重複建設，提高實驗室和設備的使用效率。需要參照歐盟的經驗，在不同區域的大學和實驗室之間建立橫向合作，形成基礎科學研究網路。
建設人才市場和思想市場
對基礎研究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需要一個人才市場和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基礎研究離不開人才。基礎科學幾乎都是科學家追求其科學興趣的結果。同樣，基礎研究離不開不同文明、文化和國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間的充分交流。在這兩方面，中國基礎研究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美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脫鉤”。在基礎研究方面，美國佔據絕對優勢。儘管二戰之前，美國並沒有所謂的基礎研究，全世界的基礎研究大多由歐洲國家主導；但二戰之後，或者確切地說，在“布希報告”出臺之後，美國很快改變了這個局面，並一直佔據主導地位。主要原因在於，美國開放的人才政策和來自不同文明、文化背景的人才所創造的自由的思想交流。人才對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這樣一個經驗事實，即從很大程度上講，基礎研究基本上就是科學家（人才）在自身內在興趣和對科學前沿追求的動力驅使下的對科學知識和真理的探索與表達。這種內在的興趣是金錢買不來的，也是決定某位科學家是不是真正“天才”的關鍵因素。
就人才來說，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吸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二戰前後，美國吸引了愛因斯坦等大量的歐洲科學家。冷戰期間，美國又吸引了眾多來自當時蘇聯和東歐的科學家。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美國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國科學家。針對美國的“人才脫鉤”政策，中國必須繼續堅持開放；在諸多需要的領域，實行單邊開放，以吸引國際人才。如果中國還沒有足夠的條件來吸引歐美科學家，那麼也需要吸引來自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
從基礎研究科教系統和國際人才的吸引來說，中國應當學習新加坡等國的人才政策，在國際人才市場上找人才，找到人才之後就要想方設法加以引入。從中國自身條件來說，要充分利用好香港這個城市的比較優勢。在香港的10所法定公立大學中有5家大學位於QS大學排行榜前100名，有3所排行前50名；並且香港因為其在大學領域的優勢，具有發達的教育科研系統。在粵港澳大灣區，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基礎上，通過廣東的9個城市與香港、澳門基於勞動分工進行融合發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內地那些基礎研發能力薄弱領域的劣勢。香港（或是香港及澳門）對國際人才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香港一直是一座開放城市，很長時間裡一直是歐美人才的集聚地之一。香港國際人才的基礎設施依然完整，如工資水準、低稅收、自由出入、國際人才子女求學所需要的國際學校教育系統、醫療系統、法治等。如上所述，在基礎研究領域，國家必須保證給科學家一份體面的生活。
在確保科研思想市場方面，當政府與政府的關係變得困難的時候，更應當強化和國外大學的交流。美國和西方國家大多恐懼的是應用技術，而很多基礎研究離應用技術還很遠，並沒有太多的敏感性。因為基礎研究大都產生于大學和研究機構，因而通過大學的交流來獲得最新的科研思想無疑是最有效的。再者，在傳統學術期刊之外，要充分利用大資料工具來瞭解世界基礎研究動態。儘管中美兩國（或者說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直接交往會變得困難一些，但也可以利用“第三地”（如東南亞國家）來做間接的交流，以確保在科技思想層面不會與發達國家“脫鉤”。
改革科研評審制度
除上述3個方面之外，還需要改革目前的科研評審制度。基礎研究需要很長時間，需要長期的投入。目前，一些過度官僚化的科研評審制度非常不利於科學家對其興趣持之以恆的追求。在目前的評審體制下，基礎研究“應用技術化”現象非常嚴重，很多科學家轉向了“有用”的研究，即轉向了“應用技術”。如上所述，一些“天才”科學家只在自身內在興趣驅使下對科學知識和真理進行探索，這種興趣金錢買不來，也不是行政級別和學術職稱晉升通道所能創造的。中國目前的科研評審制度，對這種驅動“天才”科學家的內在興趣極不友好。當科學家不用為了評審而自由地去追求其科學興趣的時候，基礎研究才有希望得到良好的發展。
應用技術方面
確立應用技術轉化主體
較之基礎研究，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需要大量的資本，是資本密集型的。從發達國家來看，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應用技術轉化一旦成功，可以獲得很大的經濟利益，但其中包含著很大的風險，因此政府很難論證其投入的合法合理性，並且政府也不應該是逐利的。企業是追求利益的，有動力承擔風險。在中國，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既可以是國有企業，也可以是民營企業，但無論是哪種類型的企業，都必須是市場或者商業化導向的。當然，這裡指的是民生經濟領域，而非軍事和戰略領域。在軍事和戰略領域，技術的轉化可以讓國有企業或者國家指定的民營企業進行。
建設開放的工業實驗室體系
二戰以來，工業實驗室體系是把基礎研究轉化成為應用技術的最重要的工具。因為企業是應用技術的主體，工業實驗室也應當由企業來建設和運行。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建立了諸多國家級工程實驗室，並且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趨勢，不僅中央層面，而且各地方政府也都在追求建設更多的工程實驗室。此外，少數大型民營企業（如華為）也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實驗室。但中央和地方政府設立的工業實驗室還存在著諸多短板，包括運行主體過度官僚或者行政化、市場化不足、封閉不開放等。這些短板的集中反映就是缺少競爭性和效率——政府的投入變成無底洞，而實驗室無需過問產出。
因此，工業實驗室的市場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講投入，不講產出。尤其是需要通過開放來提高工業實驗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級政府的工業實驗室之間應當互相開放，更應當向民營企業開放。如同其他國家，中國大量的技術轉化由中小型民營企業進行，而它們自身沒有能力建設工業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向民營企業的開放可以有效促進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建設。此外，要實現產學研一體化這一目標，國家的工業實驗室也應當向大學和有興趣致力於應用技術的科研機構和研究者開放。
按區域進行勞動分工
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區域勞動分工都是必要的。就基礎研究來說，大學和科研機構分佈是不均衡的，儘管各地都設立了大學和科研機構，但基於自身的比較優勢和勞動分工的原則之上的設立才更有效率。同樣，在應用技術的轉化和使用方面，各區域也是不均衡的，因為這涉及其他各種要素，包括充足的工程師、產業集群、供應鏈和產業鏈佈局等。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的區域不均衡分佈，更說明在這兩個領域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急迫性。各級政府不應當有“自給自足”的思想，設置各種障礙，而是應該通過市場化改革，促進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勞動分工更適用於香港和內地之間。從製造業的角度來看，缺乏將基礎研究轉為應用技術的企業是香港的短板，因為改革開放以後，香港的整個製造業系統已經轉移到了珠三角和內地的其他城市，香港呈現出了產業空心化現象。而香港要再工業化既沒有很大的可能性，也沒有必要。相比之下，珠三角的企業所擁有的科技轉化能力聞名世界，也正是因為擁有這種強大技術轉化能力的企業系統，使得珠三角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也就是說，珠三角在企業領域的優勢，可以補足香港的短板。同樣重要的是，珠三角擁有一大批國家級和省級的工業實驗室，也具備轉化能力，而香港要再設置類似的工業實驗室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
確立開放的企業制度
在公司運作方面，企業的不開放是中國最大的短板。在西方，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的供應鏈變得越來越長，也變得越來越開放。這就是西方企業越來越國際化、越來越具有競爭力的主要制度要素。以美國的企業為例，企業更專注於控制關鍵的、附加值高的部分，而把其他部分交給市場（即其他的企業）去生產，或者把設計留給自己，生產交給其他企業。這樣做，使得一個產品內部的各個零部件之間都存在著一種“競爭”關係，一個零部件包養網的技術改進了，另一個零部件的技術也必須跟上。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企業更是把供應鏈延伸到世界各地，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生產要素。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企業之間基本上還處於一種互相封閉的關係，類似一顆植株上結出的各個土豆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一個產品的各個零部件都由自己來生產，即使有供應鏈，但供應鏈的長度微不足道。因此，中國的企業最為看重的是市場份額，以市場份額來保障利潤，一旦市場飽和，利潤就成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封閉的企業缺乏競爭動力。儘管企業內部存在著勞動分工，但這種內部的勞動分工很難和美國企業的外部勞動分工同日而語。就國際化而言，一個什麼都要自己生產的企業很難國際化。
總體而言，美國的企業因為互相開放，可以做得又大又強，而中國的企業加起來量很大，但大而不強。美國企業之間的互相開放使得美國企業在技術標準、規則、規制方面佔據絕對主導地位。中國的企業過於分散，沒有足夠的能力在技術標準、規則、規制方面起到引領作用，一直處於跟隨者的地位。
美國企業之間的開放並非是因為美國的企業天生就樂於開放。美國的企業和中國的企業一樣，如果有可能，都會追求壟斷。在這方面，美國政府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美國政府通過反壟斷法等手段迫使企業開放。美國微軟的反壟斷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本來政府要分解微軟，但分解手段不那麼適用於互聯網企業，因此最終以微軟的開放替代了分解。而中國各級政府往往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其對企業所實施的各種行政舉措更強化了企業的封閉性質。
因此，必須對企業制度進行改革。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之間應當互相開放，不同地區和部委所屬的國有企業之間應當互相開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當互相開放，大型民營企業應當向中小型民營企業開放。這種互相開放可以促成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拉長，從而增強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近年來，為了鼓勵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發展，政府往往為中小民營企業制訂特定的優惠政策，但中小型民營企業缺少人才和技術力量，經常造成低端技術層面的惡性競爭，生產品質和性能低劣的產品。鑒於此，政府可以通過立法迫使大型民營企業向中小型民營企業開放。對大型民營企業來說，它們只需要把供應鏈延伸到中小型民營企業即可。在國際層面，企業的開放和供應鏈的拉長會更有助於中國的企業“走出去”而實現國際化的目標。中國的企業可以學習美國，把產業鏈和供應鏈拉長至其他國家，這樣讓其他國家可以分享技術、就業和收入。這樣做一方面讓其他國家也分享到了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確立中國產品的信譽度，實現真正的互相依賴。
金融方面
發揮金融在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之間的“協調者”作用
金融是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最有效的“協調者”。因為資本的目的是利益，資本對利益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資本對基礎研究向應用技術的轉化具有巨大的利益動機，知曉什麼基礎研究可以轉化成為應用技術。在這方面，美國擁有很好的經驗。多年來，美國的大學實行產學研一體化體系，培養了一大批既懂得技術又懂得金融的人才。這批人才活躍在風投界，無論是對美國的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市場和風投是歐美發達國家科技進步的3個主體。
就金融體制而言，缺失風投體系是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短板。中國的金融體系是為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穩定服務的，無法扮演華爾街金融體系的角色，也很難產生像美國那樣的風投體系。不可否認，深圳和廣州等一些中心城市的國有資本或者民間機構也在嘗試做一些風投。但是經驗地看，無論是國資的風投還是民間機構的風投，它們往往都是比較短期的，尤其是民間資本的風投規模又非常小，遠遠滿足不了中國科技發展所需的金融支援。但如果可以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那麼就可以實現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轉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援。筆者研究組最近在提倡中國要建立一個雙金融中心，分別以上海和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心。以上海為中心的金融中心為實體經濟金融穩定服務，而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中心則基於大灣區各個中心城市的“勞動分工”之上，通過融合發展構建一個可以跟華爾街競爭的金融中心。
鼓勵國有資本在風投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中國的銀行系統很難扮演風投的角色，那麼可以考慮讓國有資本發揮風投作用。今天，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國有資本的存在，其也已開始進行各種投資活動。最近，一些地方利用國有資本存量成立了產投和科創基金，以滿足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需求。與其說去控制地方國有資本，倒不如鼓勵國有資本發揮一些風投功能。並且，較之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可以扮演更為廣泛和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可以共用的公共品方面。
根據筆者及其研究團隊的研究，在現階段，國有資本或者國有資本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嘗試圍繞如下5個方面展開運作。
繪製世界產業技術地圖。中國必須精准瞭解產業尤其是先進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的分佈，瞭解我國在世界產業地圖中的位置，瞭解各個現存產業從何而來，瞭解它們的現狀並對它們的未來做出預判，從而幫助國家決策部門更清楚如何實現產業升級。
利用大資料等工具，預測未來產業。產業升級有兩種，一種是同一種產業的技術升級，另一種是不同產業的轉換。今天，新興技術不斷被發現，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完全可以替代老的技術。因為產業基金不僅要對今天被視為先進的產業投資，更需要知曉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產業。只有這樣，一個城市的產業或者一個國家的產業才會處於領先地位。新技術的出現有兩種形式，第一是技術發明，第二是從基礎研究轉化而來。通過大資料等手段，並不難發現未來的產業。
和大學合作，投資於基礎研究。二戰以來，新技術越來越依賴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工作主要由大學和一些研究機構完成。正如前文所討論過的，基礎研究不是資本密集型的，它所需要的是人們追求知識的空間。因此，基礎研究一般以大學教授和科研人員為主體。這個群體需要一份體面的工資，維持體面的生活，在此基礎上，追求研究興趣，不時地作出科學研究上的貢獻，形成基礎科學前沿。產業基金可以選擇一些大學，並與教育系統配合來培養這樣一群致力於追求科學興趣的研究者，這樣更能建成產學研一體化的產業系統。
探索中國特色風投體系，投資於應用技術的轉化。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是資本密集型的，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這種投入既可以由政府資本來進行，也可以由民間資本來進行，但無論哪種資本，都需要符合市場規則。中國目前的金融系統不具備條件來大量投入應用技術轉化，那麼就必須找到替代機構。基金無疑是一種可行的替代系統。
投資於新興產業。現存產業需要投資，但因為對現存產業進行投資的參與者會很多，產業基金更應當投資於新興產業。投資於新興產業是有風險的，其他機構（包括銀行）一般規避這種風投，此時產業基金就必須扮演這個角色。因此，即使是政府的產業基金也必須向民間資本開放，吸收、包容和引領民營資本的產業投入，實現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回報共用。
應當強調的是，如果國有資本要扮演風投的角色，那麼就需要對國有資本管理部門進行行政體制改革，以克服現存行政體制所造成的短板，超越短期利益，做長期投資，投資未來。現在的國有資本風投具有追逐短期利益的性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風投。風投的回報一般需要很長時間，一般是8—15年，甚至更長。這樣長時期的投資並不是現行體制所允許的，因為國有資本管理者的任期一般是3—5年。很顯然，現任國有資本管理者不可能為其下一任進行投資，並且現任管理者也必須對自己的投資負責。要克服這個體制短板，就要進行改革。例如學習新加坡的國有資本管理，賦予國有資本管理部分非政府的編制，如法定機構，任期不受一般行政建制的制約，同時也需要確立有效的評估和監管機制。不管怎麼說，在中國的制度體系裡，國有資本是客觀的存在，可以加以利用，促使其在科技進步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
除了金融和國有資本的作用之外，政府也必須通過金融改革發揮科技創新作用。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困境在於，真正需要資本的科創企業拿不到資本，而不需要資本的企業則“被”給資金。金融業基本是國有銀行為主體，主要服務物件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生存和發展所需的金融服務。儘管各大國有銀行也設置了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構，但動力不足，甚至沒有動力。發展得好的大型民營企業也是國有銀行的服務物件，但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旦國有銀行向這些企業提供過於“便宜”的經費，那麼這些民營企業就會不自覺地走向政策尋租，導致競爭力的弱化，甚至是最後的倒閉。而一批已批准設立的專門服務於中小企業的中小型銀行，牌照的獲得及管理層的人選仍屬於“官辦”，除了政策尋租，管理體制不順也導致亂象頻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蘇的不是華爾街，也不是大型銀行，而是社區型中小型銀行。大型銀行僅起到穩定作用，真正起到經濟復蘇作用的是與民生經濟真正相關的中小型銀行。
要解決相關問題，有3條調整路徑可以供考慮：①推動專為中小型民營科創企業服務的民間金融發展，政府可以根據規定來規制民營金融的規模、服務物件和區域；②設立大量的中小型國有銀行，專門服務於中小型企業，這些銀行的考核標準應當和大型國有銀行不同；③引導量化寬鬆後放出的資金進入這些與民生經濟、創新創業有關的中小銀行。現在相關問題很突出，中央要求銀行把資金導向中小型企業，但絕大部分銀行還是千方百計地把資金導向國企或者大型民營企業，這是結構錯位所致。如果金融結構不調整，中國的中小型科創企業貸款問題就無法解決。但是，很顯然，這個問題是可以通過改革得到解決的。
發揮民間風投的角色
儘管民間風投近年來是得到政府允許和鼓勵的，但民間風投的規模非常小，到目前為止還是可以忽略不計。不僅如此，因為民間風投依然是新近的現象，不僅經驗不足，而且缺失規則、規制和管理體系。一旦成規模，那麼就容易出現問題。民間風投所出現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民間風投不重要；恰恰相反，大趨勢是民間風投必須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較之國有資本，民間資本有其自身的比較優勢。民間風投能夠有效吸取民間資本進入科創領域。民間資本對技術轉化具有更強的敏感性和更大的靈活性。因為民間資本更容易和外資結合，在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卡脖子”和“系統脫鉤”的情況下，民間資本可以在吸引外資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國際層面，較之國有資本，民間資本更容易國際化。實際上，外資進入中國之後，往往和民間資本合作；同樣，民間資本“走出去”之後也容易和當地資本展開合作。這方面，民間資本已經擁有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對民間資本所起的風投作用，中國所需要做的一是允許和大力鼓勵民間資本去做風投，並且給予相當的空間；二是對民間資本的風投加以規範和規制，減少和儘量避免其對社會和經濟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